陈独秀的性格与命运

《觉醒年代》观后感

很多历史上的风流人物，诸如毛泽东、林彪、汪精卫等，早年无比辉煌，却在成就功业之后犯下错误，为自己的人生添上不可磨灭的污点，让后人无不为之叹惋。《觉醒年代》的主人公之一陈独秀亦是如此。

陈独秀早年是五四运动的“总司令”，是党的创始人之一，并连任五届党中央最高领导人，为中国革命立下丰功伟业。然而，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，在后续党的会议中被扣上了“叛徒、反党、反革命、取消派”等帽子。晚年的陈独秀在穷困潦倒中逝世，当时舆论冷冷清清，仅有少数学者悼念。建国后，针对陈独秀的批判愈发兴盛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才陆续取消“叛徒、托派”等评价，保留了一个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评价。

纵观陈独秀的一生，从慷慨激昂、叱咤风云到穷困潦倒、溘然长逝，是什么造就了陈独秀的辉煌成就与悲剧结局？俗话说：“性格决定命运。”《觉醒年代》这部优秀作品对陈独秀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，从剧中表现陈独秀的众多情节中，我们就可以窥见陈独秀的性格特点。

陈独秀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性格鲜明，喜怒于色，有些叛逆。陈独秀在剧中的出场方式别具一格：191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内，听闻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，一大群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，扔下手中饭菜，高呼回国倒袁救国。此时蓬头垢面的陈独秀丝毫不在意愤慨的学生，吃起他们剩下的饭菜。面对学生们的质疑，他只是淡淡的说道这样的国无药可救。事后在李大钊的追问中，陈独秀才说起学生们倒袁换政府不能解决问题，想要救国需要找出新路。

陈独秀还直言快语，喜爱辩论问题。在北大教授评议会结束后，陈独秀叫住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提议去校园的操场切磋论道，蔡元培拉住他才作罢。

剧中蔡元培曾用“大大咧咧，无拘无束”评价陈独秀的作风。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杂志得到投资后兴奋地雪地里打滚；出去吃火锅时，他模仿车夫的吃法，狼吞虎咽将同行伙伴目瞪口呆；他看了几篇胡适的文章，就难掩心中激动，认定他是不可多得的知己……

这些个性非常利于他接受与传播思想。他生性叛逆，有利于打破传统接受新思想。他直接和那些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旧文人展开论战，语言犀利，挥斥方遒，守住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和旗手。他的行事风格又极具人格魅力，在当时成为众多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。在当时，只有陈独秀的影响力能让共产主义思潮风靡全国。这也是他后来建党时号召力的来源。毛泽东在回忆青年岁月曾提到陈独秀“魄力颇雄大，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”。

陈独秀是一位优秀的思想家、文人、社会活动家，却称不上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。他在剧中多次提起“坚持二十年不谈政治”，集中精力搞文化宣传。后来，当新文化运动阻力过大，不得不使用政治手段为文化开路时，他原先作为文人的优秀品质就变成了政治斗争中的弱点。

陈独秀不善于政治斗争在剧中有多处体现，尤其在蔡元培这个政坛老手面前显得尤为明显。张勋复辟时期，蔡元培趁机向教育部辞职，陈独秀不解，拦下蔡公，蔡公答道：“仲甫，政治它是门大学问，既然辫子军注定是昙花一现的，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，为我们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？” 陈独秀这才醍醐灌顶，这是蔡公在换取段祺瑞面前的筹码。蔡元培为了将有才学却没有学历的教授招进北大，在委任状上下文字功夫，陈独秀也是经点拨才明白的。

政治问题不像文学论题，靠措辞激烈的辩论就能解决掉。政治需要斡旋的艺术，而斡旋二字天生与陈独秀的性格“相克”。与党中央意见不合时，他直接在党内组织反对派。在被开除党籍后，他公开发表《告全党同志书》《我们的政治意见书》并成立“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”。在党内搞分裂显然过于固执与鲁莽，不是成熟的政治手段。不久后，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，他坚持不屈从，自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。

陈独秀晚年时周恩来曾劝他写个检查回延安去，陈独秀回答：“守常死了，延年死了，除恩来、润之，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，我也落后了，年纪也大了，中央开会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，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。”他还是那个倔强的小老头，只不过这回多了许多辛酸。

陈独秀的性格从未改变过。在看《觉醒年代》时，总感觉作为文人的他倔得可爱；在翻阅这之后的历史时，只感觉作为革命者的他倔得悲凉。陈独秀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理想主义者，是有风骨的文人，是伟大的先驱。我认为，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形容陈独秀再合适不过：“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，但未必有一个私敌。”